吃完东西后，我请他具体概述一下在伊朗外交政策问题上的见解。他回答得很坚决：“我一直提倡美国与伊朗展开全面的谈判……我们需要公开讨论各种分歧。”
在他看来，这需要伊朗来决定“它是一个国家还是一种事业。如果伊朗认为自己是一个国家，或者可以形成这种想法，它就能在国际体系中获得受人尊敬的地位。”他表示，美国与伊朗国王（曾是基辛格的朋友）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人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是对伊朗战略重要性的理解，目前的情况仍是如此。
“任何意在和解美国与伊朗之间分歧的严肃努力，都必须始自双边谈判，双方都要设法去理解对方的观念。最后，谈判必须要成为一种多边行动，达成伊朗所有邻国都参与的国际间协定。”
基辛格总结了自己的立场：“当前的挑战，是要找出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方案。通过这个方案，实现国际社会可以接受的有效监督与控制。”
我还想知道，基辛格是否认为美国现行的伊朗政策必须做出一些调整。基辛格字斟句酌地说道：“仅仅考虑现行政策的变化，这还不是重点。我们必须要考虑在某个特定时刻可能的措施。我们想要得到什么？我们想要创立一种局面，从而能让现行体制或新型体制留有调整的余地；相关决策可以实现本土化；而且，只要“民兵式”(militia)思维的影响力减少，“联邦主义者”(Federalist，注：“联邦主义者”与“民兵”都是美国独立战争及建国初期的词汇)的解决方案就能得到采纳。”
他认为，军事上的“急升”正在起作用。他还表示，下一个问题，将是何时开始不再单纯地选择军事行动。基辛格认为：“这并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如果我们从伊拉克撤军，所有阿拉伯邻国的激进势力将会受到极大的鼓舞。”他担心美国将无法继续留在阿富汗，或不能维持在巴基斯坦的现有地位。
他担心，迅速撤军可能会让印度的广大伊斯兰社群趋于激进。我对他这种说法极感兴趣——我从未听到其他人如此直率地表达这一点。我向他提到，他的这种论调，和所谓“撤出越南带来的危险”如出一脉。“根本不像。”他补充道，由于苏联几乎在同一时间里意外地解体，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得到了部分的补偿。
基辛格首次访问共产主义中国的时间很早。在西方世界里，很少有人能在对中国了解的广度和深度上与他匹敌。因此我问他，在目前西方对中国批评和忧虑的气氛下，他对中国的观感如何。“告诉你我是怎么看中国的吧。中国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那持续、自主的政府形态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只有这个国家能拥有如此的成就。你必须从一开始就推想到：他们一定已经从生存的需求中学到了一些东西。我们不能总是设想自己比他们懂得多。”
“第二，由于他们可能将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一种持久因素，即所在地区的主导成员，或最具影响力的成员；而且，他们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已变得如此重要，这将成为我们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因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对他们有利。
“一些美国人认为，如果我们让中国实现民主，他们会变得更容易驾驭。这种想法的假设前提是：我们已了解‘民主化'的含义。难道他们真的有可能会变得更加温顺吗？”显然，他对此表示怀疑。
“一定要认识到，我们不能在21世纪对中国做出那些别人会以为是19世纪时的举动，例如：替他们规划制度，并试图把亚洲组织起来。中国人民在1971年以后经历了巨大的变化。2008年的中国，与我第一次访问时已截然不同。共产党也与以往有所不同。尽管我们毋须赞同中国领导人的所有举动，但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自己定位为他们的批评者。”
我问，美国对中国的研究能力，是否比得上二战后的几十年内美国对苏联的了解。他没有做出正面的回答，只是说中美关系近年来处理得当，但目前需要做的，是要对中国局势的复杂性有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解。
我们之间的热烈讨论，屡次被递来的菜单打断，菜单上罗列着各式各样极为诱人的甜品，但我们一本正经地予以回绝。不过，我们还是要了黑咖啡。
在这顿饭临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谈到目前美国正在努力想让其他形态各异的社会从内部改造成为西方式的民主体制。基辛格承认，在美国的总统选举中，选举语言常常会取代大政方针，但美国人很快将不得不抛开那些肤浅的解决方案。
我问道，我们必须要期待做些什么？他用自己的一个问题作为回答：“我们是要将世界划分为民主联盟与非民主联盟，还是必须要形成另一种面向地区及历史环境的对策？”
各个国家在传统与历史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尽管那些国家很少复制我们的做法，但它们的传统与历史也都需要得到认同。作为一名最为多产、著作遍及各地的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赞成量身制定与各国情况相匹配的政策。
尽管很多人认为基辛格是一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Machiavellian)，并猜想他在年迈时的担忧，主要是与一种名为“遗赠”的非正常心态有关。但作为一位老朋友，无论是从他长期以来所持的政治立场还是地缘政治立场方面，我都看不出他要做出任何改变的迹象。事实上，我也许就是在说：他所面临的最大声誉危机，就是某一天人们会指责他重复自己的话语。
基辛格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得出了一些理论和观点，至今他仍信奉其中多数的内容。只是，他所关注的内容已从欧洲及其政治领袖，转移到更为广阔的世界，特别是亚洲地区。他始终关心着美国，并且只在极少情况下夸大过美国的前景。他从来未曾陷入绝望。这位与我共进午餐的人，知道自己一直很幸运。他现在仍是各类事件的中心人物。他是一位敬业的历史学家，不愿调整自己的观点，来迎合流行的见解。
我们的午餐结束了，他和我匆匆道别——因为后面还有一场约会等着。对于基辛格来说，即便已是85岁的高龄，他的日程表仍然排得超满。我留下来埋单，与加拉韦利话别，然后打道回府。
转自2008年5月30日FT中文网
作者：斯蒂芬·格劳巴德(Stephen Graubard)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斯蒂芬•格劳巴德是《总统们》(The Presidents，企鹅出版社(Penguin) )一书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