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市场一起成长》是2000年写的，记录了我下海之后随中国市场一起成长的经历。
与中国市场一起成长（一）
辞职
1987年4月我从机关辞职下海。当时大学毕业后，分配在石油部管道局工作，这个局有四万多人，光机关干部就有一千多人。我辞职是因为那是一个开放而令人激动的年代，国家领导人的言行，比如当时胡耀邦穿一身西服都能给人的观念很大的冲击。在这种冲击下，我慢慢觉得，我在机关的工作完全是多余的，没用的。可能我们机关只有一个部门，就是输油管理的调度室有用。我感觉到随着发展，各种多余的、不能给社会带来价值的环节，迟早会被淘汰掉的。
我辞职离开北京去深圳的时候，把自己所有家当变卖了，也只有八十多元人民币，买去深圳的火车票，到深圳因为没有特区通行证，又花了十几元找人带着钻铁丝网进了深圳。
在深圳的这段时间，现在回忆起来，可能是最不愉快的一段时间。当时我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香港一些严重污染的工厂要迁往深圳、珠江三角洲，我们帮助做一些前期工作。深圳天气热得不得了，语言也不通，还经常加班加点，感觉非常压抑，刚下海心理也脆弱。没下海前，在机关收入、福利待遇各方面相当不错，天天在办公室坐着，每月还有二十元的野外津贴！我刚下海时，几乎所有人都劝我走回头路，只有一个在伊拉克做过工程的朋友跟我说，计划经济没出息，哪怕要饭也不要往回走，这是我下海后唯一支持我的人。
海南
1989年，我跟了老板上海南。那时的海南，完全是个荒岛的感觉。第一是没电、黑灯瞎火的；第二是又脏又臭又乱。我记得第一天上岛，安排在海滩边上住，整个枕头是湿乎乎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和一个朋友沿着滨海路海边往前走。当时的海南人就在海边大便，那边有人大便，这边就在进行手表交易，手表贩子把袖子一拉开，胳膊上各种各样的手表。我朋友挑中了一块，那卖表的说不卖给你。我朋友说，为什么不卖给我？他说，没钱你买什么？说你的钱包已经给人偷走了。我们一看那小偷偷了钱包也不跑，就在那里蹲着。我们追，他就跑，海南人跑得快，我们跑不动了，他也停下来，又在那里蹲着。这是我对海南的第一个印象。
1990年春节前后，海南刮了一次特别大的台风，损失很大。海南经济一困难，很多人没有工作，就纷纷回去了。我老板当时在那里承包了一个砖厂，让我当法人代表、厂长，带着三百多个民工。那时所有的工程都停了，民工就在那里饿着，他们是计件工资，没人要砖，他们就一分钱没有。我那时年轻，责任心还强，就把自己的钱掏出来，让民工买上一袋米，吃完了掏钱再买一袋。我是厂长，还有一台吉普车，这一段时间觉得天高皇帝远的，虽然条件也艰苦，心情还比较愉快。
1990年，大部分下海南的人都回到了内地，我一直在那里坚持，一直坚持到邓小平南方讲话，我们几个朋友才在一起成立了“万通”的前身“农高投”——海南农业高科技联合开发总公司。
公司
我们一共六个合伙人，一个是冯仑，他原来是海南体改所的副所长，曾经到牟其中那里打工，当过办公室主任。另一个叫王功权，原来也在牟其中那里投资公司当过总经理。我们当时没有钱。我们有个朋友，是个女的，听说我们注册了公司，跑来一看，办公桌上还积了很厚的灰，就说跟我们这些人不能再往来，要出问题的。
我们基本上是炒房炒地起来的。没钱怎么办？说找到了北京一家集团公司。当时他们的老板认为我们这帮小伙子可以，于是达成一个条件，给我们贷款五百万人民币，利息好象是20％，这笔钱由他派人监控，利润五五分成，这是我们第一笔种子资金。这个条件今天看是天价，但当时真就有点像天上掉下来五百万！
拿到钱后，先买进几座别墅，我们当时不到三千元一平方米买过来八栋。在手里放了一两个月，没人要，出不去，这可麻烦了。大家在一起想办法，就盼着到海南发展……我说我最感激的一个人是邓小平，一是因为要没有他，我父亲就不会平反，我也不可能离开甘肃，我们现在还可能在受苦受穷。二是要没有他的南方讲话，海南不可能发展，也不可能有我们的今天。有人要来买别墅了，就得益于南方讲话。先来了山西的大老板韩九吉，我开价四千，又来了一个内蒙的，我又开价四千一。我想这是最后一赌，反正有人要，打的就是心理战，就一直往上抬。这可把山西来的韩九吉气急了，他说你怎么这么谈判呢？他两个儿子说不谈了，咱们走，老头说沉下心，再谈谈。我跟他说，我重合同我也会重信誉，但开价可以正向开，也可以逆向开，我不断将开价提高。结果，大约四千二出去，韩九吉买了三栋。没多长时间，又有两栋六千元一转手就出去了。另两栋卖给了内蒙古人，其中一座他自己住着，挂一块牌子“为吉祥起见，我这座别墅的价格是8888”，结果砸在手里，现在也没有卖出去。在我的婚礼上，韩九吉专门扛着山西的玉条、景泰蓝，用大布包着，非要直接送到我手里，成了我很好的朋友。
万通
跟在海南炒地的时候一样，感觉就像现在的“.com”公司，谁都觉得荒唐；没有这么做公司的。但去年我去硅谷，跟一些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在整个抬市过程中，你身临其境，每个人都在投资，你掌握好一点，到一定程度能出来就行了。这个大市起来你不介入，这是愚蠢。聪明人就是别随波逐流，你能往上走时就走，当别人还在往前走的时候，你认为该退的时候就退了。
1990年的时候，海口有两个数字引起我的注意：常住人口15万，暂住人口50万。而我当时去规划局看报建面积大约是人均每人50平方米，当时北京人均才7平方米多一点。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地方，人均50平方米的住房面积，我感觉快出事了！我们几个人开了个会，想怎样把风险分散一下。我几年没回家了，想回家看看，就去了西北。那时有了点钱，再也不是西北的一个穷学生了，可以吃顿好饭，坐出租车了。看了一圈回来，觉得西北还是太穷，没有任何投资的价值，就领了五万元差旅费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我先跑到怀柔，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当时怀柔主管经济的副书记。这位书记特别开明，我们也很能谈得来，说你们来吧，在我这儿注册公司，先领个执照，说咱们发展经济要思想解放一些。我到国外去，人家营业执照只注明什么东西不能做，剩下的都能做。过了两三天，工商局给我们批准了执照，注册后就住在怀柔的龙山宾馆，百无聊赖，什么事也没有，倒也清静。就在这时，海南岛已经掀起了股份公司的人感觉离我们特别远，都是明星。一天在怀柔县政府食堂吃饭，突然听说北京市政府下发了一个文件，给怀柔县四个指标，搞定向募集的股份公司，现在没人做。我跟县体改办主任边吃边聊，我说我们来做一个行不行？他说好哇，可是现在来不及了，要准备六份材料，并且让下星期就报上去。我就直接找了北京市体改委主任贺阳，正好冯仑认识他。贺阳说这是个好事，以后都要按公司形式组建，你们报就是积极支持改革。我们就先按要求找发起单位，我当时在北京没有多少熟人，有一个朋友他爸爸在煤炭部工作。他从日本一回来与我通话，我就说，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帮我找上几“中字头”的公司作发起单位。当天，我们一起与他父亲商量，决定找一找中国工程学会联合会和中国煤炭科学研究院。与他们谈了我们的想法，都很快就同意了。说这两个单位估计你盖个章没问题。中国华诚集团，也就成了我们万通的发起单位。我问冯仑，注册资金应该多大，他说咱们现在做事要往大里做，不能小打小闹的，能不能上亿啊？这样执照拿出来才有影响力。我说，咱们在海南岛呆过，都比较迷信，八不就是“发”吗？我注册八亿吧，大家都同意了。注册时就叫“北京万通实业有限公司”，我找了个小伙子准备材料，结果北京市体改委马上批了，人民银行也马上批了。
与中国市场一起成长（一）
辞职
1987年4月我从机关辞职下海。当时大学毕业后，分配在石油部管道局工作，这个局有四万多人，光机关干部就有一千多人。我辞职是因为那是一个开放而令人激动的年代，国家领导人的言行，比如当时胡耀邦穿一身西服都能给人的观念很大的冲击。在这种冲击下，我慢慢觉得，我在机关的工作完全是多余的，没用的。可能我们机关只有一个部门，就是输油管理的调度室有用。我感觉到随着发展，各种多余的、不能给社会带来价值的环节，迟早会被淘汰掉的。
我辞职离开北京去深圳的时候，把自己所有家当变卖了，也只有八十多元人民币，买去深圳的火车票，到深圳因为没有特区通行证，又花了十几元找人带着钻铁丝网进了深圳。
在深圳的这段时间，现在回忆起来，可能是最不愉快的一段时间。当时我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香港一些严重污染的工厂要迁往深圳、珠江三角洲，我们帮助做一些前期工作。深圳天气热得不得了，语言也不通，还经常加班加点，感觉非常压抑，刚下海心理也脆弱。没下海前，在机关收入、福利待遇各方面相当不错，天天在办公室坐着，每月还有二十元的野外津贴！我刚下海时，几乎所有人都劝我走回头路，只有一个在伊拉克做过工程的朋友跟我说，计划经济没出息，哪怕要饭也不要往回走，这是我下海后唯一支持我的人。
海南
1989年，我跟了老板上海南。那时的海南，完全是个荒岛的感觉。第一是没电、黑灯瞎火的；第二是又脏又臭又乱。我记得第一天上岛，安排在海滩边上住，整个枕头是湿乎乎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和一个朋友沿着滨海路海边往前走。当时的海南人就在海边大便，那边有人大便，这边就在进行手表交易，手表贩子把袖子一拉开，胳膊上各种各样的手表。我朋友挑中了一块，那卖表的说不卖给你。我朋友说，为什么不卖给我？他说，没钱你买什么？说你的钱包已经给人偷走了。我们一看那小偷偷了钱包也不跑，就在那里蹲着。我们追，他就跑，海南人跑得快，我们跑不动了，他也停下来，又在那里蹲着。这是我对海南的第一个印象。
1990年春节前后，海南刮了一次特别大的台风，损失很大。海南经济一困难，很多人没有工作，就纷纷回去了。我老板当时在那里承包了一个砖厂，让我当法人代表、厂长，带着三百多个民工。那时所有的工程都停了，民工就在那里饿着，他们是计件工资，没人要砖，他们就一分钱没有。我那时年轻，责任心还强，就把自己的钱掏出来，让民工买上一袋米，吃完了掏钱再买一袋。我是厂长，还有一台吉普车，这一段时间觉得天高皇帝远的，虽然条件也艰苦，心情还比较愉快。
1990年，大部分下海南的人都回到了内地，我一直在那里坚持，一直坚持到邓小平南方讲话，我们几个朋友才在一起成立了“万通”的前身“农高投”——海南农业高科技联合开发总公司。
公司
我们一共六个合伙人，一个是冯仑，他原来是海南体改所的副所长，曾经到牟其中那里打工，当过办公室主任。另一个叫王功权，原来也在牟其中那里投资公司当过总经理。我们当时没有钱。我们有个朋友，是个女的，听说我们注册了公司，跑来一看，办公桌上还积了很厚的灰，就说跟我们这些人不能再往来，要出问题的。
我们基本上是炒房炒地起来的。没钱怎么办？说找到了北京一家集团公司。当时他们的老板认为我们这帮小伙子可以，于是达成一个条件，给我们贷款五百万人民币，利息好象是20％，这笔钱由他派人监控，利润五五分成，这是我们第一笔种子资金。这个条件今天看是天价，但当时真就有点像天上掉下来五百万！
拿到钱后，先买进几座别墅，我们当时不到三千元一平方米买过来八栋。在手里放了一两个月，没人要，出不去，这可麻烦了。大家在一起想办法，就盼着到海南发展……我说我最感激的一个人是邓小平，一是因为要没有他，我父亲就不会平反，我也不可能离开甘肃，我们现在还可能在受苦受穷。二是要没有他的南方讲话，海南不可能发展，也不可能有我们的今天。有人要来买别墅了，就得益于南方讲话。先来了山西的大老板韩九吉，我开价四千，又来了一个内蒙的，我又开价四千一。我想这是最后一赌，反正有人要，打的就是心理战，就一直往上抬。这可把山西来的韩九吉气急了，他说你怎么这么谈判呢？他两个儿子说不谈了，咱们走，老头说沉下心，再谈谈。我跟他说，我重合同我也会重信誉，但开价可以正向开，也可以逆向开，我不断将开价提高。结果，大约四千二出去，韩九吉买了三栋。没多长时间，又有两栋六千元一转手就出去了。另两栋卖给了内蒙古人，其中一座他自己住着，挂一块牌子“为吉祥起见，我这座别墅的价格是8888”，结果砸在手里，现在也没有卖出去。在我的婚礼上，韩九吉专门扛着山西的玉条、景泰蓝，用大布包着，非要直接送到我手里，成了我很好的朋友。
万通
跟在海南炒地的时候一样，感觉就像现在的“.com”公司，谁都觉得荒唐；没有这么做公司的。但去年我去硅谷，跟一些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在整个抬市过程中，你身临其境，每个人都在投资，你掌握好一点，到一定程度能出来就行了。这个大市起来你不介入，这是愚蠢。聪明人就是别随波逐流，你能往上走时就走，当别人还在往前走的时候，你认为该退的时候就退了。
1990年的时候，海口有两个数字引起我的注意：常住人口15万，暂住人口50万。而我当时去规划局看报建面积大约是人均每人50平方米，当时北京人均才7平方米多一点。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地方，人均50平方米的住房面积，我感觉快出事了！我们几个人开了个会，想怎样把风险分散一下。我几年没回家了，想回家看看，就去了西北。那时有了点钱，再也不是西北的一个穷学生了，可以吃顿好饭，坐出租车了。看了一圈回来，觉得西北还是太穷，没有任何投资的价值，就领了五万元差旅费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我先跑到怀柔，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当时怀柔主管经济的副书记。这位书记特别开明，我们也很能谈得来，说你们来吧，在我这儿注册公司，先领个执照，说咱们发展经济要思想解放一些。我到国外去，人家营业执照只注明什么东西不能做，剩下的都能做。过了两三天，工商局给我们批准了执照，注册后就住在怀柔的龙山宾馆，百无聊赖，什么事也没有，倒也清静。就在这时，海南岛已经掀起了股份公司的人感觉离我们特别远，都是明星。一天在怀柔县政府食堂吃饭，突然听说北京市政府下发了一个文件，给怀柔县四个指标，搞定向募集的股份公司，现在没人做。我跟县体改办主任边吃边聊，我说我们来做一个行不行？他说好哇，可是现在来不及了，要准备六份材料，并且让下星期就报上去。我就直接找了北京市体改委主任贺阳，正好冯仑认识他。贺阳说这是个好事，以后都要按公司形式组建，你们报就是积极支持改革。我们就先按要求找发起单位，我当时在北京没有多少熟人，有一个朋友他爸爸在煤炭部工作。他从日本一回来与我通话，我就说，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帮我找上几“中字头”的公司作发起单位。当天，我们一起与他父亲商量，决定找一找中国工程学会联合会和中国煤炭科学研究院。与他们谈了我们的想法，都很快就同意了。说这两个单位估计你盖个章没问题。中国华诚集团，也就成了我们万通的发起单位。我问冯仑，注册资金应该多大，他说咱们现在做事要往大里做，不能小打小闹的，能不能上亿啊？这样执照拿出来才有影响力。我说，咱们在海南岛呆过，都比较迷信，八不就是“发”吗？我注册八亿吧，大家都同意了。注册时就叫“北京万通实业有限公司”，我找了个小伙子准备材料，结果北京市体改委马上批了，人民银行也马上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