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论坛上，有一个在清华大学学建筑史的女博士，她要写我们的建筑项目，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你原来老说要盖好房子，有钱的人有房子住了，没有钱的人才会也有房子住。把房子腾出来，这个过程需要市场化，可是到今天都没有市场化，这个市场化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把房子腾出来让给没有房子的人住？”我回答的是市场化是一个趋势，但比较慢，两三年以后北京、上海的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了。结果，易宪容也在现场，激动的不得了，说：“你作为一个商人，居然不给穷人盖房子？你这是没有社会责任。”我说：“请教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认为生产夏利车的有社会责任，生产奔驰车的就没有？”我觉得我挺有社会责任感的，我的公司只有300多人，今年能在全中国房地产公司里缴税第一名，我就是有社会责任的；另外我对我的客户负责，房子不要出问题就是我的责任。
盖什么类型的房子跟社会责任感、跟道德完全没有关系。人民是一个政治的概念，是政治家的问题。作为国家领导，关心的当然是人民，我在这个社会当中扮演的角色是商人，商人没有人民，商人就是客户，商人要做的就是把客户伺候好。这是一个对应的概念，商人对应的概念一定是客户。所以，体现商人社会责任的标准是税收。
如果一定要通过财富和价值来给商人和公司排榜定位，我认为至今还缺少一个税收榜，这个税收榜不是某个人或机构的评比，而是根据缴到税务局里的真金白银。2003年，我们公司是全中国房地产公司里缴税金额的第二名，北京第一名，但今年应该是全国第一名。
税务局的人给我打电话，说我们是第一名，问我有没有什么感想。我一点感想也没有，排到第几我不在乎，我知道我没有给政府少缴一分钱的税，也没有多缴一分钱的税，缴的税都是我应该缴的，爱排到第几就排到第几，但是在税收上没有人跟我攀比。
在对财富的看法上，第一，我还是挺喜欢财富的；第二，喜欢归喜欢，我还是把这个东西看得比较淡，有钱了，吃饭、穿衣、教育、医疗，这是对自己的，同时还可以帮助别人做一番事业。有了钱，让我一定要穿名牌衣服、开好车，我觉得比较怪。财富是满足生活，不是炫耀生活。
有人说我作为一个商人，肯定天天算计着怎么赚钱。其实，我对钱没什么规划。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给我的两个妹妹寄完，剩下的全放在我床铺的绿垫子下。当时住宿舍，一个房间里面住着三四个人，有一个烟鬼，有时候抽烟没有钱了，就从我床垫下拿一点钱，然后跟我打一声招呼，“潘石屹，我从你那里面拿两块钱，买一包烟。”现在的钱比较多了，但我的钱一直是财务在管理，就一个账号。前一段时间广发行叫我过去，要我搞一个真情个人理财卡。在此之前，我都不知道自己的账号里到底有多少钱。要办这个卡，我才问财务部，让他们给我查一下账，看看还有多少？结果是卡里有25万，我能动用的现金就是25万。在家里面钱是张欣管，给阿姨发工资、买菜，都是她负责。
前段时间胡润非要把我往富豪榜上排，我说这是市场经济，如果我没有这么多钱，你把我排上去，我会觉得不舒服，那是打肿脸充胖子；如果我赚钱了，我也希望能上去，热爱财富，并不丢人。所以，榜的关键不是钱，而是真实性怎么样。如果真正有那么多钱，现在是市场经济，通过这个榜让人们去尊重财富，是一件好事情。
另外一个比较热闹的是慈善榜，通过捐款的多少给富人们排个名。其实，慈善榜本来是倡导人们要有爱心，这也是非常好的。但慈善是什么？就是不管捐的多，还是捐的少，可能是一个收入非常低的工薪阶层，也可以从每个月的工资拿出一小部分来捐；如果是收入比较高的，或者是老板，做的事情当然有可能更多一些。这是一个社会应该倡导的风气，是每个人都应该去做的。可是，现在把慈善榜搞得有点过分，让我常常想起当年中国流行的打鸡血。抓住一个公鸡，抽一管血，打到人的身体里面。在我看来，慈善应该是人发自内心的，而不是捐了这些钱，要上榜或者是其他的什么目的。
实际上做慈善事业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我给一所学校捐款，第一个条件就是不能够对外宣传，否则我就不给。第一年给了一笔钱开始建学校，建完了说要装暖气，我想也是，四层楼房都盖完了，哪能还烧炉子，那就装暖气；接着又说电力不行，要出一笔钱装电；电装好以后又说暖气的水得用泵抽进去，不能用水桶来回烧暖气，所以得解决水的问题，又得打井。实际上，回馈社会是一个工作，不是一次给一笔钱，就再也不管了。要做，就要把它做好。
上次万宝龙给张欣颁了1.5万欧元，我们决定再凑上个几百万，成立一个基金会，用来奖励中国的年轻建筑师，甚至不一定是年轻的，只要是优秀的建筑师，都可以奖励。中国是一个大规模建筑的时代，这个时代能不能留下好的东西，最关键的不是取决于民工建的质量好坏，而是取决于设计。设计的好才能留下来，设计的不好，民工建得再结实也留不下来。当时大家讨论的时候，有一点矛盾，我觉得如果是奖励为我们服务的建筑师，这个基金会就变成了自家人的事情，自家人的事情还搞得这么浩浩荡荡的，不靠谱；如果是奖励为别人服务的建筑师，不等于奖给竞争对手了吗？后来再想想，人不能这么狭隘，建筑只有好坏，同样不能分彼此，竞争对手的作品好，如果是任志强做的，我们就发给他。这个基金会的评委是独立的，评的是中国人，但水平一定是国际化的。我们把这个钱交出去之后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最后负责任的，是评委会委员和主席们，评上谁就是谁。
盖什么类型的房子跟社会责任感、跟道德完全没有关系。人民是一个政治的概念，是政治家的问题。作为国家领导，关心的当然是人民，我在这个社会当中扮演的角色是商人，商人没有人民，商人就是客户，商人要做的就是把客户伺候好。这是一个对应的概念，商人对应的概念一定是客户。所以，体现商人社会责任的标准是税收。
如果一定要通过财富和价值来给商人和公司排榜定位，我认为至今还缺少一个税收榜，这个税收榜不是某个人或机构的评比，而是根据缴到税务局里的真金白银。2003年，我们公司是全中国房地产公司里缴税金额的第二名，北京第一名，但今年应该是全国第一名。
税务局的人给我打电话，说我们是第一名，问我有没有什么感想。我一点感想也没有，排到第几我不在乎，我知道我没有给政府少缴一分钱的税，也没有多缴一分钱的税，缴的税都是我应该缴的，爱排到第几就排到第几，但是在税收上没有人跟我攀比。
在对财富的看法上，第一，我还是挺喜欢财富的；第二，喜欢归喜欢，我还是把这个东西看得比较淡，有钱了，吃饭、穿衣、教育、医疗，这是对自己的，同时还可以帮助别人做一番事业。有了钱，让我一定要穿名牌衣服、开好车，我觉得比较怪。财富是满足生活，不是炫耀生活。
有人说我作为一个商人，肯定天天算计着怎么赚钱。其实，我对钱没什么规划。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给我的两个妹妹寄完，剩下的全放在我床铺的绿垫子下。当时住宿舍，一个房间里面住着三四个人，有一个烟鬼，有时候抽烟没有钱了，就从我床垫下拿一点钱，然后跟我打一声招呼，“潘石屹，我从你那里面拿两块钱，买一包烟。”现在的钱比较多了，但我的钱一直是财务在管理，就一个账号。前一段时间广发行叫我过去，要我搞一个真情个人理财卡。在此之前，我都不知道自己的账号里到底有多少钱。要办这个卡，我才问财务部，让他们给我查一下账，看看还有多少？结果是卡里有25万，我能动用的现金就是25万。在家里面钱是张欣管，给阿姨发工资、买菜，都是她负责。
前段时间胡润非要把我往富豪榜上排，我说这是市场经济，如果我没有这么多钱，你把我排上去，我会觉得不舒服，那是打肿脸充胖子；如果我赚钱了，我也希望能上去，热爱财富，并不丢人。所以，榜的关键不是钱，而是真实性怎么样。如果真正有那么多钱，现在是市场经济，通过这个榜让人们去尊重财富，是一件好事情。
另外一个比较热闹的是慈善榜，通过捐款的多少给富人们排个名。其实，慈善榜本来是倡导人们要有爱心，这也是非常好的。但慈善是什么？就是不管捐的多，还是捐的少，可能是一个收入非常低的工薪阶层，也可以从每个月的工资拿出一小部分来捐；如果是收入比较高的，或者是老板，做的事情当然有可能更多一些。这是一个社会应该倡导的风气，是每个人都应该去做的。可是，现在把慈善榜搞得有点过分，让我常常想起当年中国流行的打鸡血。抓住一个公鸡，抽一管血，打到人的身体里面。在我看来，慈善应该是人发自内心的，而不是捐了这些钱，要上榜或者是其他的什么目的。
实际上做慈善事业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我给一所学校捐款，第一个条件就是不能够对外宣传，否则我就不给。第一年给了一笔钱开始建学校，建完了说要装暖气，我想也是，四层楼房都盖完了，哪能还烧炉子，那就装暖气；接着又说电力不行，要出一笔钱装电；电装好以后又说暖气的水得用泵抽进去，不能用水桶来回烧暖气，所以得解决水的问题，又得打井。实际上，回馈社会是一个工作，不是一次给一笔钱，就再也不管了。要做，就要把它做好。
上次万宝龙给张欣颁了1.5万欧元，我们决定再凑上个几百万，成立一个基金会，用来奖励中国的年轻建筑师，甚至不一定是年轻的，只要是优秀的建筑师，都可以奖励。中国是一个大规模建筑的时代，这个时代能不能留下好的东西，最关键的不是取决于民工建的质量好坏，而是取决于设计。设计的好才能留下来，设计的不好，民工建得再结实也留不下来。当时大家讨论的时候，有一点矛盾，我觉得如果是奖励为我们服务的建筑师，这个基金会就变成了自家人的事情，自家人的事情还搞得这么浩浩荡荡的，不靠谱；如果是奖励为别人服务的建筑师，不等于奖给竞争对手了吗？后来再想想，人不能这么狭隘，建筑只有好坏，同样不能分彼此，竞争对手的作品好，如果是任志强做的，我们就发给他。这个基金会的评委是独立的，评的是中国人，但水平一定是国际化的。我们把这个钱交出去之后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最后负责任的，是评委会委员和主席们，评上谁就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