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D：一个城市现代化的面孔（三）：新经济下，传统CBD已物换星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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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本来面目就是网络结构，但在信息传播受到制约的传统经济体制下，只能将其商业功能的部分抽调出来聚集在一起，由此形成了一个城市人口最稠密、最繁华的中心商业区，简称CBD（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CBD起源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大城市，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金融资本发展的必然趋势。产业革命发展到一定程度促使金融资本发展到统帅性的地位，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以及咨询、服务等行业的发展促使第三产业发展，随着信息处理日趋频繁和商务办公需要与客户面对面地交流，CBD逐渐形成。可以说，“CBD是经济发展而自然形成的，而不是规划师或建筑师事先规划出来的。”（邹德慈）。传统CBD内，大公司、大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公司总部、政府部门云集于此，写字楼林立，与之配套的酒店、商场点缀其中，CBD犹如金字塔的塔尖，孤傲地挺立在一个城市的中心，而与商务无关的工厂或居住区则远离此地。于是，在世界各地，从纽约、伦敦到东京、香港、新加坡、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我们所熟悉的城市模式――高耸入云的大楼、密集的交通网、豪华的酒店、热闹的商场、衣冠楚楚的白领人士。新加坡的CBD非常典型，为了完善中心商业区的功能，将学校从此地迁出，停车场不断压缩，绿地减少，留出步行区域，增加商务人群的交往密度。传统CBD是资本和财富、权势和威望的象征。如纽约的CBD集中在曼哈顿，而华尔街又是曼哈顿的核心，能把公司总部设在寸土寸金的曼哈顿，绝对是公司财力与权力的象征。
传统CBD由于地价高的原因，建筑形象多为高层高密度。随着财富竞争的日趋激烈，比建筑的“高”和“大”成为时尚。尽人皆知香港汇丰银行与中国银行“争高”的故事，中国上海的金贸大厦不甘落后，后来居高，俯瞰世界。
也由此造成了传统CBD内建筑形象呆板冰冷、缺少绿地、缺少开敞空间、缺少人情味。在世界各地CBD的建设过程之中，成功的CBD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CBD交流方便，商业机会增多，吸引了大量的商家。同时，房子空置率不高，租金水平也不低，如新加坡CBD、加州一些城市的CBD，但也有一些失败的例子，不但没有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反而拖了经济的后腿，商家不愿意进去，房子空置率高，租金水平低。如巴黎的拉德芳斯和上海浦东的陆家嘴。拉德芳斯是政府为了建CBD而规划出来的，目的是要把巴黎城里的人引出来，而城里的人就是不愿意出来，几年过去了还是冷冷清清；上海在浦东建设了陆家嘴，想把浦西的人引过江去，人们就是不愿过江，写字楼的空置率依然很高。CBD好与差区别在什么地方？一个好的CBD应该是一个24小时的区域，黑夜与白天一样散发着光芒，功能齐全，有吃、住、有办公，有娱乐。一个差的CBD是早八点到下午六点的区域，功能单一，只是单纯的写字楼。房屋空间、道路、停车场利用忽高忽低不均衡，当然不会有人气。
那么在新经济下，CBD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CBD的存在是不是与网络精神相悖？让我们看一看电话的出现和普及。70年代初，当电信革命迅速发展时，一些城市学家预言：城市的中心将很快的解体。但到了80年代、90年代，预言的结果并没有出现，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往并没有因为电话的普及而减少，反而是增加了，于是又有人说：其理论是正确的，只是低估了人的惯性。互联网的出现会不会也会像电话的普及一样不会减少人们面对面的交往呢？虽然网络信息时代的人们利用卫星通讯、英特网络等信息技术的交流(Table
to table)取代了一部分面对面（face to
face）的交流，但是，由于大量的信息更多是呈现平均化，并不针对某一特定用户，因而越来越多的大企业或个人，为了迅速、正确地选择最恰当的信息而仍把目光投向信息密度最高的中心商业区。也就是说，信息通讯的发达并不能取代企业的所有功能，反而在信息化社会中，人们面对面的交流越发得到重视。比如，日本东京的CBD丸之内地区，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因写字楼供给不足，有许多大公司外迁，但几年之后，随着智能大厦的建成，迁出的一些跨国公司为了加强与客户的接近和信息的即时性，又重新返回CBD。因此，可以说，互联网时代，CBD仍将继续存在。但是，新经济下的CBD已不能依照传统经济体制下的规划作为参照了。随着物业品种边界的模糊化和全球休闲化，新CBD内的物业将会是品种多样化的，一定是办公、居住、娱乐和休闲并驾齐驱的。只要我们以市场为导向，就不会犯错误，走弯路，因为在市场的需求中包含了人们的惯性。
由于CBD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过去在我国的城市规划中没有CBD的概念。但是在北京生活的人都熟知“国贸商圈”，在此商圈之内拥有物业，一样能获得类似“曼哈顿”的优越感。自从国务院1993将国贸周围的4平方公里规划为北京的中央商务区后，这片土地更加散发出诱人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