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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海:我是上海小男人

价值投资 2008-04-30 点击:
“我觉得跳跳妈妈问的问题都太深刻了。。。”
  • 没有关系的。我认为提问都是好事,说明在思考。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观点太多,问题太少。至于我能不能答得上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但是以胡海老师的称呼去求教。。。”
  • 不要称我为“老师”倒是真的。我的看法只是一家之言,连我自己都没多少信心,所以根本做不得准的。无非是提供一个想法,促进你自己的思考。
“。。。那未免给人压力太大了。”
  • 不用担心,我不会有压力的。能答就答,不能答就说声“不知道”,或者就直接不答了。
“相信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吗?”
  • 对于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想过,因为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和我有什么关系。不是说我不会为中国这几十年来所取得的成绩而感到骄傲(我曾无数地和别人,其中大多数是中国人,包括我的家人,争论中国这些年来所取得的进展是多么地不容易),也不是说我不会因为姚明被头位选秀进入NBA而感到自豪(我曾特地搬了台电视在办公室里就是为了看他的比赛)。但这些都只具有娱乐价值。什么叫“复兴”?怎么算“复兴”?和我们每个人有什么关系?
  • 很多人说上海人“现实”,“眼光短浅”,把上海男人称为“小男人”。是的,我就是典型的“上海小男人”并乐此不疲。
  • 我眼光短浅。第1关心的是孩子,第2关心的是老婆,第3关心的是父母。(虽然以我所受到的中国式道德教育来讲,把父母放在第3位好象有点羞愧,但我不得不承认,大多数时候我确实按的这个顺序。)这些是我愿意为他们付出生命的人,除此之外,我就不知道了。在我眼里,只有亲人/外人,熟悉的人/不熟悉的人,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人,而没有中国人的外国人之分。
  • 我很现实,不要跟我讲文化/荣誉/理想/传统,哪一种文化/政府/国家,能够最大程度地提升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水平,我就认为那是一种好的文化/政府/国家。所以,虽然从种族上我是“中国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我并不觉得我有义务,非要为中国而感到自豪不可。
  • 肯尼迪那问著名的“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问一下你为国家做了什么”,是我听过的最忽悠人的话之一。(老板们很喜欢的《把信交给加西亚》和他有得一拼。)为什么我不要问?如果国家不能为我做什么,我为什么要为国家做什么?
  • “道德”标准实际上是“自私”的。它要我们“个人”要愿意牺牲自己,以获取“大众”的利益。而施行/维护道德标准的是大众,所以看似“利他”的首先标准,实际是社会大众为得到“利已”目的的手段。
  • 当然这不是说“道德”/“民族荣誉感”是一个“坏”的东西。当然不是,它们是在我们的基因里的,对人类的生存是极为有利的。如果没有这些本能的反应的话,人类可能就根本不会出现,人类社会也根本就无法运作。但是,我想我们也不一定非要成为这些本能反应的奴隶。尤其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目前的程度,尽量打破我们从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族群限制,在更大的范围里交换/谈判,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可能都是更好的。
  • 所以,我想我们还是不必太过关心中华民族是否能复兴,而是更多地考虑如何能提高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水平,如何让更多的中国人不必为基本的生活/生存而担心,不必为年老/生病而担心,让更多有能力/有愿望的人能够去追求自己的理想。
  • 相反,如果还有那么多的人为基本的生活而担忧,得不到基本的医疗帮助,得不到受教育和发展的机会,那即使中国获得了所有的奥运金牌,即使全亚洲都成了中国的附属国,即使全世界的人都以汉语来交流,即使我们能够把载人卫星放上火星,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 如果你是问我,我所说的这个实际目标是否能实现的话,那我相信是能的——如果我们能坚持原来的改革开放路线的话。
“相信我们的祖国会在2050。。。”
  • 我完全相信,因为中国人足够多。如果人民币足够坚挺的话,可能都用不了到2050年。但那是指的整体经济。如果是以人均来计算的话,到2050年,可能在全球也只能算是中等水平。要知道,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即使中国经济的整体规模是美国的2倍,那我们的人均水平还不到它的一半。
“很多学者提出,没有政治的有效改革。。。”
  • 不要轻易相信学者的话。“学者”不等于“智者”。很多所谓“学”,可能是“假学”/“误学”。怎么样算是“有效的”“政治改革”?中国这些年来在政府职能方面所进行的改革,算不算不“政治”改革?算不算有效?中国的经济改革怎么样叫走不远?中国目前的经济改革程度,至少是比所谓“民主制度”的印度,要走得远得多。
  • 不过有一点我是认同的,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是比较“硬化”的。这种政治制度在改革的推行阶段,几乎可以说是必需的。但它的缺点就是,缺乏“弹性”——虽然能较好地控制小冲击,但却有在大冲击下崩溃的危险。
  • 但问题是,所谓“硬化”和“弹性”是相对的,如何平衡之其利弊,如何实现弹性,都是很大的问题。我当然不认为我有能力解答,我甚至不认为有哪位“专家”/“学者”能解答。重大的改革几乎都是在重大危机下的见招拆招。我们只能祈祷,当危机来到时,我们能有足够的智慧的运气,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改革。
  • 但有一点我们需要明确:政治改革,不等于“民主选举”。所谓“政治制度”无非是社会各方如何谈判/分配利益的成本的一种制度安排。它需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摸索。所谓西方的“民主制度”,有其自身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演变(美国的女性要到1920年才全部拥有投票权),并不是所有国家/所有社会所能照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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